质证的目的在于认定证据的效力，有关行政机关听取质证意见后认为证据达到了证明标准，才能认定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成立。
参见[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R.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何自由依赖于税》，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这一参照系就是作为全球化背景下话语共识的国际人权公约。
14 而在权利的维度，每一项真正有有意义的权利，也就是说，不光是流于空谈而是会产生又潜在价值的实际后果的权利，都涉及两个人（或两组人、两个法律实体）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民主审议过程，正是宪法分配社会资源的机制之一。6．为克服这一矛盾，需要一种认定方法和识别技术，来识别未列举权利，使其获得宪法的承认和保护。未列举权利是宪法未列举的权利，那么相应的，就要揭示出宪法、未列举及权利之间的内在关联。其有效性基础在于这套规则规范了社会资源提供部门的分工，合理地平衡了各个利益主体间的资源需求关系，确保了社会资源分配的动态秩序过程。
正义的宪法和宪法的正义，独立于本文研究，构成本文的理论预设。四、作为宪法努力实现的目标的未列举权利 从逻辑上讲，宪法未列举权利对应着列举权利。这在宪法学上称之为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功能。
⑤施密特所谓的制度性保障有两种含义：一是指透过宪法法规，可以为某些特定的制度提供一种特殊保护。79其次，根据比例原则和过度禁止，立法者的限制须以优先的利益予以正当化。69其次，联邦宪法法院还认为，基本法第6条第1款是价值决定的原则规范，它将婚姻与家庭视为人类共同体的胚胎细胞，而置于国家秩序的特别保护之下。基本法第6条对于婚姻家庭的特别保护并不因同性伴侣间也有类似于与夫妻相同的权利义务而受到阻碍。
根据《辞海》的解释，青年是指18-25岁由少年过渡到成人的阶段。46 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的履行首先要透过相关法律为之，此为德国宪法学界较为一致的见解。
[②] 虽然这种权利+义务的混合特色在宪法第42条第1款和宪法第46条第1款也有体现，但是后两者中的权利与义务并不具有密切的关系。（2）子女即使已经成年，也不直接脱离家庭，因为家庭的任务不仅在于教养子女至成年，而更应在对其面对危难时心灵上的强化。（二）婚姻、家庭的制度核心 制度核心就是该制度的本质或者该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按照塞尔的话讲，就是构成性规则，如果改变该规则，X在C中就不算作是Y了。也就是说，国家负有家庭成员虐待老人、妇女、儿童的保护义务。
当然，如果从婚姻的制度性保障入手，可知宪法保障的乃是传统的、先存的婚姻制度，即人类长期以来的异性婚姻。（2）该条虽然位于公民基本权利部分，但第2、3款却是讲公民基本义务的内容，从而呈现出一种权利+义务的混合特色。这些有法律效果的行为命令可以两种方式达成保护的目标：其一是在损害或有损害受保护法益之虞时，采取预防或制裁的措施。但是，我国宪法第49条第2款规定了夫妻有计划生育的义务。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2）共同生活契约，不论同性或异性之间，特殊之处在于有税法、社会法上特殊功能，但当事人无身份上的变动，例如法国。
诚如前述，宪法上的婚姻是指法律意义上的婚姻而非事实意义上的婚姻，并且既然宪法将计划生育义务置于婚姻制度之中，自然是专指婚姻上夫妻的义务。对于成年子女，宪法更强调其义务，而对于未成年子女，宪法更强调其权利。
创新的地方在于他敏锐地注意到了制度与基本权利的区别，务实的地方在于他希望在无力的基本权利保障之外另辟一条加强基本权利效力的路径。72当代的制度法学借鉴了塞尔的理论，指出，法律上的制度意味着一些由成套的创制规则、结果规则和终止规则调整的法律概念。13可见，在此，施密特仍然是从基本权利的反面来定义制度，即不在基本权利之列，就有可能落入制度的范畴。虽然近年来，代孕、同性恋、未婚生育等新问题给婚姻、家庭制度带来了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遭到解体，相反，通过制度性保障的理论，立法者只要恪守制度的核心，对于这些新挑战，立法者有权通过立法进行形塑或规制。（2）典型，是指宪法制定生效日时现存物中典型的、特征的、本质的法规范。⑥ 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
对此，笔者借用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不得侵犯的理论来予以说明：首先，废止与限制有程度上的差别，立法者的限制必须留有自由或其他利益的最低内容保障，至少不能影响每一个制度的人性尊严内容，否则将变成废止。 三、婚姻、家庭的制度性保障 施密特在提出制度性保障理论时，虽然区分公法上制度与私法上制度，但着重点仍然在公法上制度，比如地方自治、职业公务员制度、宗教公法社团、公立大学自治等等。
施密特指出，人们经常以很不准确的语言谈论基本权利，虽然这类保障的结构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法律上都完全不同于基本权利的结构。⑦ 同上，182页 ⑧ 同上，175页。
15由此可见，施密特的制度性保障可以达到类似于宪法律保障的程度，即将制度的废止权保留给修宪者，并且还课予了立法者不得废止制度的义务，从而对立法者产生了拘束力。现代的家庭观念虽然包含了婚姻之外的血缘关系和收养关系，而这种血缘关系和收养关系的认定也必须依赖法律。
宪法之所以没有列举这些权利，可能是制宪者认为这些权利是理所当然、不证自明的，反之，如果非认为宪法明确列举了才保护，毋宁是将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转变为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所以，对这些固有的自然权利，宪法不明确列举可能比明确列举更能体现这些权利的尊崇性。其实，早在1928年，德国宪法学者卡尔﹒施密特就针对这种位于基本权利部分但不具有基本权利形式的条文提出了制度性保障的理论。14 Katalin Füzér, Rights and Constitutional Theory in Weimar Germany: Debates in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VDM Verlag Dr. Müller, 2004, pp. 47-76. 15 同注④,294页。（2）界分困难不能推出无界限的结论。
教育参与权是指父母参与并决定教育事务的权利，分为个别参与权和集体参与权。47当然，经由相关法律的制定，并非必然可以充分且终局地履行保护义务，特别是立法者所凭借的基础情况，例如科技或自然科学的知识水平，可能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有所变迁。
（六）婚姻自由 婚姻自由，也称为婚姻自主权。从而将子女的基因与生产分割开来。
当时的基本权利观念被两种意识所垄断：一是单纯的纲领，认为基本权利在实证法上不具意义，充其量只是一种善意的声明、政治上的箴言、虔诚的愿望、立宪者的独白等等。抚养是照顾其身体健康、掌握其精神与性格的发展。
所以，我们必须另辟蹊径。这种国家保护义务不仅禁止国家直接采取侵害发展中的生命的措施，更命令国家，在有来自第三人（包括胎儿的母亲）的侵害时，必须保护、助长这类生命。这可看作是对亲权的限制。（3）针对家庭成员——对母亲、儿童、老人、妇女进行特别保护。
因此，此种保障不仅保护婚姻家庭不受国家公权力的侵害，同时它也规定国家权力应采取适当措施以助成婚姻与家庭的积极任务。为了面对代孕所带来的挑战，德国民法第1591条对母亲的定义进行了修正：母亲是指生产子女的妇女。
50 BVerfGE 88, 203 (254). 51 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因为无论是婚生还是非婚生，都应当实行计划生育，或者说，即使不结婚也不会免除计划生育义务。
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5页。而透过同性伴侣法的规定只另外创设了新的法律身份关系，使得同性伴侣间的权利义务也有法律上的保障，进而排除对同性伴侣的不公平对待。